当公司不受任何管制时，它们往往会表现极差，因为它们在追求价值时没有充分考虑外部性——经济活动对不相关第三方的附带影响。

它们倾向于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负责任、公平或公正的解决办法。其结果是导致环境退化、供应链上的社会和经济剥夺、腐败、盗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至少从18世纪开始，资本供应者就一直在努力通过选择性投资来规避违法的公司。

在《金钱的使用》一书中，约翰·卫斯理，卫理宗创始人，敦促他的信众不要让他们的企业伤害他们的邻居，规避诸如制革工业和化学制品等可能损害工人健康的行业，并避免投资于武器、酒精和烟草等“罪恶”的产品供应商。

在1861年美国内战前，许多人从奴隶贸易中积累了财富，但教友派（贵格会）的成员不在其中。自18世纪中以来，他们被禁止参与奴隶贸易。

1972年6月，9岁的越南姑娘潘金淑在极具破坏性的凝固汽油弹的袭击下，赤身***地奔跑着逃离村庄。

这张由黄功吾拍摄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引起了愤怒，由此引发了民众对凝固汽油弹制造商陶氏化学公司和其他在越南战争中获利的美国公司的抵制。

当南非处于广受批评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许多所谓的道德信托和良心基金以及数十个州和地方政府，通过了禁止投资南非股票的法律或规则。

1987年7月，《商业周刊》估计，此类基金总额约为400亿美元；而根据纽约某智库的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的数据，1984年此类基金总额仅有400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3年间就增长了一个数量级。

社会投资论坛成员中的基金经理在1983—1987年增加了3倍。

上述做法和世界其他道德投资者使用类似的筛选方法，给南非公司带来了压力，使它们失去了许多全球的商业融资来源。

这种压力的原理很简单。有一笔钱——M，可供公司使用。E是M的一部分，进行了道德筛选。通过道德测试的公司可以获得M，但那些不能通过道德测试的公司只能获得M-E这部分资金量。

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后者的资本成本将高于前者。

最终，一些雇用了3/4的南非籍职员的企业签署了一项宪章，呼吁结束种族隔离。在1987—1993年，南非白人民族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即反种族隔离运动，就结束种族隔离和实行多数统治举行了会谈。

1990年，包括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内的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人获释出狱。种族隔离立法于1991年年中被废除，为1994年4月的多种族选举铺平了道路。

当然，禁止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开展投资并不是外国对南非执政党施加的唯一压力，但是它帮助南非商界看到曙光，它对该国多种族***化的贡献不应被低估。

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成功，首次证明了对社会负责的投资者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在种族隔离政权烟消云散之后，这一力量依然存在。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责任投资者的注意力转向了绿色问题。

1962年，蕾切尔·卡森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中对过度使用农药导致环境退化问题提出了警告，自此这成为婴儿潮一代关注的热点问题。

巴克明斯特·富勒在1968年发表了《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深入分析了世界对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过度依赖的危险性。

从1968年至1972年，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全球概览》上以全新的行星视角观察人类的生存环境，该灵感来自从太空遥看地球的图像。它聚焦在自给自足、生态和“整体主义”思想，认为万物皆有联系。

该杂志第一期封面图片是1967年由ATS-3卫星拍摄合成的地球的第一张彩色图像。

由美国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创立的十年一次的世界地球日系列活动，关注因石油泄漏、工厂电厂污染、未经处理的污水、有毒的垃圾、农药、土地流失和野生动物灭绝等一系列问题对地球造成的危害。

1970年首个世界地球日导致美国设立国家环境保护署，出台《清洁空气、清洁水和濒危物种法》。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环境保护共同方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并导致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6年《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倡议的出台。

1987年，联合国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是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年，马克被任命管理世界首只新兴市场基金。

这份报告由挪威前首相、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提出，因此也被称为《布伦特兰报告》。

报告重点关注多边主义和各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该报告被视为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精神的复兴，坚定地将环境问题纳入***议程。

长期以来，大企业是环保主义者的敌人。艾琳·布劳克维奇就是一个例子。

她是一位没有受过专业法律培训的单身母亲，然而，1993年，她成为起诉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关键人物，并赢得了官司。

她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永不妥协》，由朱莉娅·罗伯茨主演并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但是，环保主义者与大企业之间的敌对状态有所改观。

琼·巴伐利亚和丹尼斯·海斯是第一个世界地球日的协调员，他们于1989年创立了环境责任经济联盟，这是一个汇集投资者、环境组织和其他公益团体的组织，致力于与企业合作解决环境问题。

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使用撤资的做法，也被用于应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2006年，大批资金从苏丹流出。200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苏丹责任和撤资法》。

2007年洛基会议之后，原住民在工作条件、公平工资、产品安全和平等就业等领域的权利，成为社会责任投资关注的焦点。

最近，多样性问题，如性别薪酬差距以及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少数群体在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性问题，愈发成为突出问题。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于200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从国际社会层面进一步整合社会责任投资相关问题。

截至2017年8月，来自50多个国家的1750多家投资机构签署了这一文件，这些机构管理着约70万亿美元的基金。

注：截至2021年9月30日，PRI的签署方达到了4,375家，覆盖的资管规模超过了121.3万亿美元

签署PRI的投资机构承诺有义务为受益人的长期利益采取行动，它们也认识到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会影响到投资组合的业绩。

他们认识到，实施《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可以更好地使投资者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保持一致”。在符合其信托责任的情况下，签署方做出如下承诺：

最近出现的可持续投资理念是另一个整合了社会责任投资的主题。

一项投资或一项投资战略的可持续性或不可持续性，是指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

例如，具有不良环境记录的公司的股份不是可持续投资，因为它的价值随时可能因为法律诉讼、损害赔偿或罚款，以及其他监管制裁而降低。

同样，一个对员工不好或仅支付微薄工资的公司不能被看作可持续投资公司，因为该公司股票价值可能会因为低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和昂贵的劳资纠纷而降低。

较低的公司治理标准会带来代理成本风险，这其中包括低效的管理、疏忽、不明智或鲁莽的决策和战略，以及包括欺诈在内的非法行为。

在实践中，可持续性和ESG可被视为是等同的。ESG是一个更精确、更不模棱两可的术语，并具有更高的知名度。

除禁止一切形式的腐败外，公司治理的组成部分现在包括投资者抵制公司清理无表决权股份、过高的高管薪酬、其他代理成本及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多样性不足等问题。

其他被认为是公司治理不良的问题包括健康和安全记录差、消费者保护不足、腐败及欺诈或显失公平的交易，如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试图使用所谓的“减效装置”使其柴油发动机逃避环保规定，这一事件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最近，ESG和可持续投资关注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标志着投资者权力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SG和可持续投资者关心的不再是他们投资的是什么样的公司，而是他们可能投资或不投资的公司在做什么。

在发达市场，ESG的标准筛选已经变得非常广泛和复杂，以至于它产生了一个“何为善”模型，这个模型是所有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ESG投资者压力的公司必须采用的模型。

然而，新兴市场并非如此。

ESG模式改变公司的力量取决于投资者可以获得多少用于判断公司是否符合ESG要求的信息。